近来，在无锡、广州等地，相继爆出老师让“差生”测智商的新闻。媒体调查出了老师的动机：如果测出了孩子智商低，那么即使成绩差也不会影响到老师的业绩。

与之相应的，则是舆论对此举的齐声指责，有网友甚至称，该去测智商的是教师而不是学生。舆论的义愤在于，测智商已成让老师和学校丢掉包袱的手段，全然不顾智商测试结果只能作为一种参考，智商的高低并不能决定根本问题，更不能与学习能力等同，孩子智力的后期改善、培养更为重要。

从绿领巾到红校服，再到测智商，近来从校园传出的这些新闻，都带有一股寒意：“差生”有了明显的标志，被区别对待，更让人担忧的，则是“差生”身份的标签化，“差生”歧视的公开化，“差生”处境的边缘化。

如果说绿领巾、红校服事件中，尚有“激励后进学生”这个不失良好初衷的借口，那么，给“差生”测智商则明白无误地显示出校方对“差生”的厌弃态度。“差生”是教育的短板，是补齐它，还是放弃它，体现着施教者的根本思路。

有学校就有成绩好的学生和成绩不够好的学生，这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但若硬要给“差生”打上另类标签，让“好生”与“差生”受到不同待遇，则有违教育公平，有悖于有教无类的教育之道。尤其是当“差生”受校方排斥一再演变为新闻热点，“差生”就成为问诊教育弊病的样本，集中反映了当前教育急功近利的症候。

在“差生”困境的背后，则是班级间的竞争，学校之间的竞争，作为责任人的教师和学校都担心输在起跑线上。于是，竞争越是白热化，学生就越异化为考试机器，替老师和学校获取考核成绩，“差生”就越成为拖累。

反思当今教育，当分数承担了太多期待，考核承载了太多压力，无论是“好生”还是“差生”都承受了太多负担，教育已与原初的目的渐行渐远。去除功利病敞开胸怀，教育才能回归全面提高学生素质、丰富学子心灵的原点；不再短视放开视野，无论“好生”还是“差生”方能同行于“人皆可成才”的求学之路上。（傅淞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