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天的孩子还有童趣吗？

回答一定是犹疑而含糊的。因为，现在“流行”校内减负校外补，不上学的日子，孩子们大多在上辅导班，或是在赶往辅导班的路上。

“为什么孩子要上那么多辅导班？”家长的回答简单却耐人寻味：“因为大家都在上。”

究竟是什么力量让家长和他们的孩子陷入这个怪圈？

今天，光明日报刊登一位带着孩子奋战在升学洪流中的家长写的信。应她的要求，我们隐去其姓名。她的经历和思考让我们看到，在升学、考试的重压之外，还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搅动得人们“心神不宁”，被迫“随波逐流”。

这一切都以孩子的未来为名，却充满了阴谋和利益。

我是一名大学教师，在陪伴孩子“小升初”的两年中，作为一名普通家长，我接触了很多像我一样从起初的茫然、中途的无奈,到最后不得不全身心投入“小升初”洪流中的家长们。目前，在陪伴孩子迎战中考过程中，我再次看到很多家长和孩子继续奔波于课外班的身影，这四五年来的亲身经历和观察给了我很多体会和思考。

A 家长互相吓唬 只为孩子报班

2007年9月，在孩子上五年级的时候，经朋友多次劝说，我开始上网寻找北京市比较出名的“奥数学校”。第一站，就来到了“学而思”的接待台。

初次接触的直观感受是，这个学校的招生流程很“科学”。例如，它有一个植入“电子排队信息系统”的接待流程，接待人员的主要工作流程是：第一，了解学生和家长基本信息，为学生建立教学档案；第二，向家长提问及对孩子简单笔试，初步了解孩子的学习现状，判断孩子适合的奥数班级别；第三，向家长介绍学校的师资和题库等教育资源，如果家长还在犹豫，工作人员就会举例说明“某某学生经过他们的培训，成绩在短时间内得到迅速提升”；最后再告诉家长非常适合孩子的某某班只剩下1—2个名额，敦促家长尽快报名。绝大多数家长都会现场交钱，甚至同时报不同科目班次，一次交几千元报名费。

为了吸引家长并打消家长的顾虑，学校设有退班制度和听课制度。家长在长期跟听的过程中，渐渐熟悉并经常互相打听辅导班信息。期间，部分“专职”抓孩子课外班的家长往往成为消息的源头，他们经常向对“小升初”行情不够了解的家长们介绍经验。这些消息对日后家长进一步选择辅导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消息散布得越广，家长心里越没底，越希望多报班、报好班，最后形成一种“家长吓唬家长，只为孩子报班”的氛围。

更有甚者，很多家长联合起来聘请“热门教师”走穴，比较受欢迎的教师每个晚上和周末的时间都被各种课排得满满的。这些热门教师不仅负责指导孩子学习，也同时负责帮家长递交学生简历、通报考情。

上不完的辅导班 剪不断的利益链 谁是幕后推手？

B 跟风考证 违背教学规律

除了奥数外，“英语”也是重点科目，在教育部明令禁止小学生参加“公共英语”考试后，各种名目的英语证书很快成为家长新的选择。其中，以英国伦敦三一学院“三一口语”等级考试和英国剑桥大学“KET/PET/FCE”系列证书考试最受追捧。

拿FCE来说，这是当中级别最高的综合英语考试。据授课老师介绍，它的难度基本可以达到雅思6.0水平，题型复杂，涉及税务、离婚、经济危机等小学生阅读中文相应内容都很难理解的题材。这样一个完全不适合小学生英语教育的证书考试，为什么会成为许多高学历家长都接受的备考目标？

首先，北京市的部分小学生有过长期海外生活和上学的经历，极少数“小海归”经过一定的训练能够把这些优势体现在证书考试能力上，偶然考过FCE的孩子，凭借这个突出的特长被市重点中学录取。其次，培训机构将这些特殊的故事编成可供推广的“案例”，并通过教师、接待员、部分家长及网络平台宣传，从而影响家长。家长为了帮助孩子多赢得一个被市重点学校面试录取的机会，甚至在没有真正了解证书的考察内容和难度的情况下，为孩子选择了针对证书考级的辅导班。授课中，为了提高分数，某些教师甚至会要求家长专门带孩子去伦敦旅游，速成一个“海外背景”，以便于能够用英语发表关于“英式建筑”的见解。再次，英国伦敦三一学院等证书机构逐渐注意到中国市场的价值，专门在国内教育界寻找证书推广代言机构，建立“定点教材发行机构、师资培养机构、考试举办机构”等一套体系，中间的口语面试都是由刚刚经过短暂培训的考官队伍仓促上阵。考试过后，孩子无法完全表达考试的难度和特点，少数孩子通过考试的例子使家长难以客观地认识到，这种考试不仅超出了孩子的接受能力，更违背了语言教学的客观规律。尽管支付了高昂的培训费用，投入了大量的时间，但是达到目的的学生家长只是极少数。

C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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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难题被背熟 创新潜能被扼杀

在五年级末、六年级初，学生和家长都进入了非常紧张的备战阶段。学而思、巨人等培训机构专门建立了功能完善的“学生档案”系统。档案系统具有快速的信息传达功能，因此，它们能够组织全市范围的会员学生举办若干次声势浩大的考试。几乎所有参与培训的孩子都多次参加这些“非正式升学考试”。各重点中学再针对考试成绩及排名选拔参考学生，并再次通过培训机构的信息系统通知被选拔考生和家长，举行“自主招生考试”。各重点中学的“自主招生考试”录取原则经由培训机构以“免费咨询讲座”的名义向广大家长和考生讲解。听过讲座后，家长再次为学生紧急补课选报新的课外班。

另外，为了让自己的孩子在众多考生中脱颖而出，在“成功经验”的示范效应下，许多家长为学生制作了精美的简历。简历里包括孩子的简介、家长基本情况介绍、孩子所获得的大大小小荣誉的证明复印件等。家长情况中还要说明工作单位、婚姻状况等。据传，离婚、再婚家庭的孩子是不能被某某最知名重点中学录取的。理由是出身好、婚姻美满的家庭才能够培养出优秀的孩子来。这样的“选报标准”又有几分可信度？十一二岁的孩子，竟然可以有几十页、甚至上百页的简历。直到学生收到心仪的学校录取通知后，才能结束漫长而艰辛的“小升初”征程。新生入学前，培训机构又拿出适应中考的培训方案，通过让学生“提前学习中学阶段知识”、“跟随上课进度复习”等方式提高学生的应试能力。学生在培训过程中固然有可能提高考试成绩，为中考打下一定的基础。但是，也养成了“抄近道”、反复炒“夹生饭”的坏习惯，得出“一次听不明白、掌握不到位，还有很多次回炉的机会”的错误经验，不能养成“一次把事情做对”的良好品质。更为可惜的是，很多可以培养学生想象力、理解力、创造力的难题都被学生在多次重复的教学中“背诵、记熟”。由于很多学生都在“上辅导班”和“去辅导班的路上”，不上辅导班的孩子在假期很难找到可以一起玩儿的小朋友。为了不让孩子太孤单，太无所事事，家长只好为他重新选择课外班。在匆匆赶学的路上，孩子们失去了很多真正享受生活、发现自己兴趣、培养自己专长的机会，写作文更是“无米下锅”、“闭门造车”，他们尚待挖掘的创新潜能也被悄悄扼杀。

D 培训机构谁来规范

作为人口大国,我国通过考试选拔人才是非常必要的。“公平考试”是很多家境贫寒、志在高远的孩子们实现人生理想抱负的最可靠、最公平的途径。“考试”本身无错,值得商榷的是方式方法。

从重点中学的角度看,“打造名校”的目标必须得到“提高和保持升学率、升入名校率”等具体指标的支撑。因此,争夺“培养优质生源”、“争夺优质生源”是它们的客观需求。

从学生和家长的角度看,“升入一所理想学校,或者不要进入太差的学校”的愿望是非常普遍的。如此激烈的竞争,使得多数学生家长没有办法不投入其中。

目前,课外培训机构是这一局面的最大受益者。竞争越激烈,它们越有更大的获利空间。我最新听到一位原学而思培训经理提供的消息是,一个研究生毕业没多久、比较受欢迎的“明星教师”可以拿到5万元的月薪。几名小有名气的老师单独办个培训点,就可以人均年收入过百万元。其实,培训机构因为待遇丰厚已经吸引了一大批名校毕业生,其中不乏清华、北大毕业的研究生。

受到获利能力的吸引,除上述知名培训机构外,大大小小的培训机构层出不穷。它们具有办公成本低、偷逃税方便、容易藏身于北京市的民宅和办公楼等优势,一个毕业生的家长信息往往被数十家培训机构掌握。更加令人担忧的是,最近不少针对中考的培训机构又推出“单科保满分班”。宣讲时明确暗示家长,机构与出题老师有密切联系,能够押题,在这种承诺的吸引下,课时费可达“10次课收2万多元”的水平。

近年来,一些知名培训机构的盈利能力已经引起海外投资机构的重视。它们通过风险投资、辅导海外上市等方式深入参与到这一“财富重聚”的游戏中,并成为财富分享的大赢家。在这里,追逐利润的资本力量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课外班”的问题将会日趋严重。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和学生家长,上述问题引发我对问题产生的根由及解决之道进行了一些思考。

首先,家长的教育理念不够成熟,很容易被利用。因为缺少有效与孩子沟通的方法,竞争越严峻,压力越大,家庭关系越紧张,彼此间越不能充分信任。目前,少数抓人眼球的所谓“狼爸”、“虎妈”之类的教育观点,对家长的影响是很大的。然而,影响家长教育理念的很多“产品”出自商业机构,往往带有浓厚的商业色彩,目的在于影响家长和学生长期依赖商业教育。家长需要教育,但“教育家长”的责任需要公共、客观的机构去承担。

其次,公立学校被要求为学生减负,尤其是公立小学甚至没有升学压力,学校的课堂质量很难保证,他们对孩子的升学缺少应有的影响力。家长只好寻求课外班的帮助。当然,减负和取消“小升初”升学考试的初衷是好的,本意是保证孩子的健康和公平教育权。但是,辛辛苦苦给学生减下来的学习时间,却为课外班提供了大量的学生课余时间。而取消统一公开的升学考试,又为名目繁多的各种自主招生考试提供了条件。

最后,私立教育机构能够发展壮大,有其自身的优势和存在的价值,包括师资精良、授课形式灵活等等。但是,现在缺少一套行之有效的“教育产业监管措施”。它们的定价标准、开课科目及内容、推广方式、宣传内容，甚至报税，都缺少有效的监管。

教育问题的影响面是多方位的,影响它的因素也是多元化的。作为一个家长,我认为,我们需要一套经过深入调查而制定、能够不断改良，并能真正有效监管教育产业发展的法律法规,用以规范“义务教育”之外的“补充教育”。让产业化教育机构的经营行为有法可依、良性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