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讲起来重要，上起文件来次要，落实起来可要可不要”

10月中旬，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巍山县大仓小学，一名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在坑洼不平的跑道上跑步，上面铺满小土块。

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体育活动的开展却在学校和家长那里都遇到了阻力。一些学校连课间操排队短短的几分钟都用来学习。而事实证明，一旦跟成绩挂上钩，体育教学也可以搞得风生水起。

中国青年报记者走访了成都市成华区、青羊区5所中小学，看到各所学校课间操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在成都，“小升初”基本按照就近入学微机排位划片招生，但如果学生有体育或艺术特长便可以艺、体特长生的身份被一些公办中学提前录取。如此一来，体育成了进入较好公办中学的敲门砖。

一个更为直观的数字变化折射出体育与应试的关系。云南省2007至2009年学生体质健康达标的统计数据显示，2007到2009年三年，城市（初中）的达标率快速增长。数据背后，就有一个重要的政策驱动：2008年，云南省重新将体育成绩纳入中考总成绩。

一天锻炼一小时挡不住“应试”近视眼

大理市到巍山县的路上，一旁是正在秋收的稻田，一旁是排排“身穿白色正装、头戴瓜皮小帽”的白族特色建筑，这些人家的墙壁上，随处可见“支持教育，匹夫有责”、“让全社会关注教育”的宣传标语。

早些年，这些墙面曾经是“少生娃多种树”的计划生育政策阵地，自从教育的标语上位之后，不少家长开始想法设法通过教育来改变孩子的命运，但却没有人在意过孩子的体育锻炼。在这些农村家长眼中，体育不过是“到处耍”。

不过巍山县教育局副局长忽永明对此并不担心，“正因为他们平时多忙于务工务农，没有更多精力和学识来关心孩子的教育，反倒给学校开展体育开了绿灯。”

四川省成都市五桂桥小学位处城乡接合部，该校80%的学生来自周边农村，剩下的也多是外来务工子弟。这样的生源结构有时会让校长张静感到庆幸：家长对孩子的期望值不会太高，有个学上就不错，更有家长在家长会上对她说，孩子在你这里学会了网球，回家有的玩就不会添乱。

相比之下，城区里的校长就没这么幸运了，他们开展工作多是“顶着压力硬上”，甚至还要和来学校闹意见的家长打理论战、舆论战。电子科技大学附属实验小学康永邦就有过类似遭遇，有家长曾直白地告诉他：“你们办这么多体育活动做什么，简直浪费我们娃的时间，用这点时间做点啥不好，踢个球球还容易摔着。”

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体育活动的开展反在知识水平较高的城镇家庭中遇到阻力，康永邦并不意外。城里的家长见多识广，知道哪条路可以让孩子成为“人上人”。不过，这样的路或是成功的，却不一定是健康的。为此，他特意做了一套家长资格证制度，试图扭转家长对孩子健康重要性的错误认识，这还在当地惹来不少争议。

即便是碍于学校老师的情面，家长口头答应，回到家中也多是阳奉阴违。一位小学四年级的家长曾当面对康永邦说，“孩子接回去了，必须上楼，谁舍得让他们出去溜？我们要是下班早也得陪着他在楼上做功课。”

今年9月发布的《2010年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结果》显示，视力不良检出率继续上升，并出现低龄化倾向，7～12岁小学生近视有4成，13～15岁初中生近7成，两个数据均比2005年增加约9个百分点；16～18岁高中生则有近8成，比2005年增加3.18个百分点。对这样的数据，大理州教育局工会常务副主席陈河彬一点都不感到意外，“即便每天都锻炼，回到家中就钻到书桌前，死盯着课本和电脑，周末继续补课，面对的依旧是课本和电脑，近视眼率还会上升！”

“体育讲起来重要，上起文件来次要，落实起来可要可不要”

对孩子的体育问题，不积极的除了家长还有不少学校，尤其是一些直接面临高考压力的高中。

云南省大理市巍山一中校长石利华对前来调研的省教育厅、市教育局领导直言，当下学校最关心的就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教学，一个是安全，其他的就只能尽力而为了。这种“尽力而为”，换个说法，就是体育老师之间常说的“体育讲起来重要，上起文件来次要，落实起来可要可不要。”

对专门来调研体育的领导说这样的话，石利华有他的苦衷和无奈：“上头对高中的考核只认学生的高考成绩和高校录取率，其他的都是浮云。”

其实，单论硬件条件，巍山一中并不落后，学校是新校区，在器材配备、操场面积大小、场地条件等方面都让隔壁学校望尘莫及。但石利华除了按照行政考核的规定，一周给高中生上满两节体育课、开展课间操之外，并没有更多的安排。

“学校之间又不比这个，谁会有动力去做。”石利华很清楚，在一些学校连课间操排队短短的几分钟都用来学习的情况下，自己的学校只有两种选择，要么也这么干甚至变本加厉，要么就地认输。虽然认输实际上是为学生的健康和素质的长远发展考虑，但未必能让家长满意。

但对教学上的事情，石利华却不敢有丝毫的大意。就在石利华接待这一拨视察体育的领导之前，省教育厅设备管理处的工作人员刚刚结束在这里的调研，走之前对石利华说学校的摄影仪设备不齐，要赶紧配全了。这事儿便一直挂在石利华心上。

对学校重教轻体的做法，学生们也不会说什么，因为“到了关键时刻他们也清楚自己最大的利益就是有个不错的成绩。”大理白族自治州教育局体卫艺专职干部和建华说。

一旦跟成绩挂上钩，体育教学也可以搞得风生水起

始终绕不开的，不过成绩二字。事实证明，一旦跟成绩挂上钩，体育教学也可以搞得风生水起。

中国青年报记者走访了成都市成华区、青羊区5所中小学，看到各所学校课间操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四川省学生体育协会副秘书长向自力欣喜之余感慨道，体育开展到这样的程度，绝非“为了让领导看”一两天集中训练出来的，“除了行政考核，就只有成绩能让体育扎实地做下去。”

在成都，“小升初”基本按照就近入学微机排位划片招生，但如果学生有体育或艺术特长便可以艺、体特长生的身份被一些公办中学提前录取。如此一来，体育成了进入较好公办中学的敲门砖。

成都市树德实验中学（西区）执行校长李建国告诉记者，学校成立跆拳道社团一年来，成员从10人不到扩展到如今70多人，从只有1名跆拳道特长生到现有近20名，还有近百名学生跟着老师学习跆拳道舞蹈。

为什么学生学习热情这么高，家长也那么支持？李建国掰着手指头给记者算：中考成绩满分750分，体育占了50分，和化学分数一样，“是门真正的大课”；如果你获得一个市跆拳道比赛冠军，可以加10分，在当地1分意味着两三百个名次，10分则意味着可以从一所普通中学直接跨入重点中学。

就算不是冠军、亚军、季军甚至集体项目也可以获得2～10分的加分不等，“这相当于把课外补习放到学校来做，都是为了孩子在中考多挣点分。”李建国直言，行政考核有时候不靠谱，但是成绩这样的利益驱动是挡都挡不住的。

一个更为直观的数字变化折射出体育与应试的关系。云南省教育厅体卫艺处体育科科长李华海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展示了云南省2007至2009年学生体质健康达标的统计数据，2007到2009年三年，城市（初中）的达标率快速增长，从74.36%到83.47%再到88.25%，在农村（初中），达标率从84.72%到89.07%，再到89.88%。数据背后，有一个重要的政策驱动：2008年，云南省重新将体育成绩纳入中考总成绩。

李华海说，2008年恢复中考体育时，省厅的考虑就是想通过考试的手段促使学生主动参加体育锻炼。这一做法也是无奈之举，“既然没有办法改变应试的环境，就只好把体育、艺术拉进应试来。”

如果把体育纳入高考，即便没有阳光体育这些活动，学生、家长和学校也会重视并自觉进行体育锻炼。这样的想法不只一位体育老师提出，不少省份也和云南省一样已经将体育分反映在实实在在的中考分数上，但高考似乎还没有打算对体育“网开一面”。

不过，即便是真正落实到分数上，也会出现这样的尴尬：3、4月份的中考体育测试一结束，一些学校便停止上体育课，全部改为文化课，彼时，体育锻炼则又成了空谈。

“体育进入高考总分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不能少了对体育兴趣的培养。”和建华说，单凭利益驱动，很难保证体育锻炼的持续性。